司馬遷寫史記的動機.....

司馬遷寫史記的動機:
「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之志，
完成了千古之佳作──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
父司馬談於漢武帝建元、
元封之間任太史令，是一位具有多方面修養的學者。
十歲時隨父親到長安，開始了對古代文獻的研讀，並直接受學於當時著名儒學大師董仲舒、孔安國。
二十歲時南遊江淮，之後在任郎中、太史令以及中書令時，或奉旨出使，或陪駕巡幸，又遊歷了更多的地方，這些經歷使他有機會親身領略漢疆壯闊的自然風貌，調查了解許多歷史故實，訂正和補充文獻上的疏漏，也使他接觸到廣大人民的實際生活，更增加了他對社會現實的了解。元封三年出任太史令，除日常職司以外，他在『石室金匱』（國家藏書處）閱讀、整理歷史資料，以便實現父親著述歷史的遺願，經過四、五年的準備，於太初元年完成了主持改革曆法的工作後，正式著手寫作《史記》。
天漢二年為李陵事上奏武帝，獲罪而受腐刑。司馬遷受此大辱後，憤不欲生，但為了完成已經著手的著述，他決心隱忍苟活。出獄後，司馬遷任中書令，雖是比太史令品秩更高的官職，但由於這一職務當時通常由宦官充任，更使司馬遷時時想起自己受腐刑的恥辱，因而對朝廷一切的事務毫無興味，專心於自己的著述。他的朋友任安寫信給他，鼓勵他能有所作為，為此，司馬遷寫了有名的《報任安書》，信中沈痛地敘述了自己因李陵事件而得禍的經過以及忍辱含垢的心情，並告訴任安：「近自託於無能之辭，網羅天下
放失舊聞，考之行事，稽其成敗興壞之理，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
由於司馬遷作《史記》摻有他個人的情感作用，所以後世有人批評史記是一部謗書，說他挾私以成史，班固即譏他不忠，王夫之論李陵事也說：「其背也，固非遷之所得而文焉者也。」從歷史寫作的態度言《史記》的確有因感情濃烈而失之主觀的地方；但若從文學的角度言，這倒是它的可愛處。

謝謝你啊...我就是要問的那個人啦...
我真感動...謝謝你們唷...!!!

回小娃先生:
唯唯. 否否. 不然.

小弟以為，史記固然失之主觀，但絕無可讓後人
物議之處。何謂也? 蓋史記之成因，正如先生所引：
「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並非
如後代各朝正史多奉上命修成，史記本為司馬遷發
憤所著，其用在於「藏諸名山，傳諸其人」，故而
此書原名為「太史公記」，意為:「司馬遷寫的
東西」，既然是「司馬遷寫的東西」，�面充滿
了司馬遷個人的主觀意見自然是理所當然，熟料這
本「東西」不但兼具了豐富的娛樂性和文學價值，
同時作者本身長年週遊列國所得來那汗牛充棟般的
故老學識，更是經過秦代焚書坑儒後難得的第一手
歷史資料，所以後人才不得已(我猜是不得已，朝廷
總不至於看不出這本書中所懷之怨望)將這本書奉為
正史之首，「史記」兩字，首見於後漢書，可見也是
到了三國魏晉時代，這本「司馬遷寫的東西」才被視
為公認的正統史書。
簡單說，把史記看成一本嚴肅的正史，這就是一種
定位上的錯誤，而以這種錯誤的定位來批判史記有失
史書應有的客觀，就是邏輯上的錯誤了，這種邏輯上
的錯誤結合封建派儒家(班固和王夫之可是典型的兩
個例子)的渲染，就造成了「司馬遷寫史書帶有私
心」的結論。

可嘆中國數千年歷史，因為不講究邏輯而低估了司馬遷；
可喜中國數千年歷史，終未因封建的毒素而埋沒了史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