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 / 自戀症候群

找典範求師父，政治紛擾根源

其實，台灣的政治人物從來就流行從歷史中找典範、求師父。蔣介石時代就力捧王陽明，鼓吹什麼「少康中興」等歷史神話。到了李登輝時代，中國歷史人物找得不夠了，一度，日本幕府的德川家康，成了當時政客人手一套必備寶典，大家讀之、引之、闡述之，好像基督徒讀聖經、穆斯林讀可蘭經、佛教徒頌金剛經般深信不疑。
李登輝為了處理掉末代省長宋楚瑜的「葉爾辛效應」，第一次總統直選後，國民黨和當時的民進黨主席許信良，又搬出了法國強人戴高樂當偶像，大力鼓吹修憲，學法國「第五共和」，李登輝和許信良都自許是「戴高樂」，推動自稱可以「三十年長治久安」之「改良式雙首長制」，結果，這個制度卻成了台灣這些年來政治紛擾的根源，且無解。
到了二十世紀末，台灣政客又多了石原慎太郎這個偶像。宋楚瑜和謝長廷當時不但以石原自況，而且用石原典故，替他們「向中央說不」、「超黨派政治」找到合理性與宣傳口號。陳水扁更是大搞偶像崇拜的翹楚，他又是仿柯林頓的「大謀略」，又是效法布萊爾，自稱取經自紀登斯的「第三條路」、「新中間路線」。執政末期，為了延續自己在台獨基本教義派的地位，又想要複製美國制憲的「費城奇蹟」，鼓吹新憲了。

創造話題心態，專長跳躍學習

長久以來，台灣政治人物總是在找師父，覓偶像，總愛擺出進一步「學而時習之」的羨慕心理，總要平空移植偶像到台灣來，卻不見有幾人，真正捫心自問過：是不是找錯了師父，拜錯了偶像？
所謂的「戴高樂之第五共和」，在台灣，已經是憲政災難同義詞了；布萊爾的第三條路在英倫好像也吃不開了；石原當年為什麼會高票當選？難道真的祇是因為他打著無黨籍的旗號，敢向中央說不？還是有更深刻的日本政經因素？台灣的政治人物在拜師父、覓偶像時，真正想清楚過嗎？
其實，台灣的政治人物搞偶像，長期以來就是一種「造勢」、「創造話題」的心態。台灣的政治人物不但都擅長於「跳躍性的思考」，更專長於「跳躍性的學習」。他們往往都祇看到結果，卻跳過了形成這個結果的過程。基督山伯爵為什麼要「復仇」？他的冤屈有多深？德川家康的隱忍曾付出多麼錐心泣血，甚至要殺長子的代價？蔣經國的「天威難測」是建構在怎樣的權力基礎和體制上？小泉的「刺客」可以在台灣平空複製嗎？
追求典範不是隨便說說而已，不是拿個帽子隨意揮灑就了事，捧錯偶像亂拜師父，也許，被人笑一笑說是「東施效顰」，但要是移植錯了，錯把逆流當主流，再搞個什麼「戴高樂」、「麥卡錫」，豈不貽笑大方。
但是，台灣的政治人物顯然還沉迷在「江戶啟示錄」、「東京啟示錄」、「漢城啟示錄」……的美麗幻覺當中，希望他們頭腦能清醒一點，顯然是過高的期待；要他們真正為二○○八這一役，「想大的」，恐怕更是不可能！

蘇貞昌等著演出基督山恩仇記

「有所忍也有所圖，」「等待，並懷抱著希望。」

親蘇幕僚笑說，蘇貞昌常常和他們聊到故事內容，「且都背得滾瓜爛熟。」蘇貞昌甚至還意有所指地說：「再多的委屈與等待，都有其目的。」他認為「復仇計畫」，是最「精采」的部分。

行政院長蘇貞昌向來給人「衝衝衝」的印象，即便各界不看好他那搖搖欲墜的閣揆大位，蘇貞昌還是連跑帶撞地宣布參與二○○八黨內初選。
蘇貞昌一路走來，獨派人士痛批他的兩岸財經政策；他頗自豪的「大投資、大溫暖」社會福利建設也頻被唱衰；面對弊案連連的扁政權，則遭質疑始終拿不出魄力瀟灑「請辭」。但蘇貞昌面對批評，沒有多餘的反擊，祇是「忍」在心裡。
蘇貞昌在去年中秋節前與記者餐敘時，曾經談起他最喜愛的西洋小說《基督山恩仇記》。蘇當時倒背如流地說出故事情節，也表示時常將自己比喻成故事中的主角丹蒂斯，蘇貞昌甚至還意有所指地說：「再多的委屈與等待，都有其目的。」他認為「復仇計畫」，是最「精采」的部分。
《基督山恩仇記》是描述復仇大全的小說，主角從被騙到被陷害，一路忍辱受苦，直到累積復仇的能量後，也展開了復仇計畫。親蘇幕僚指出，蘇貞昌最欣賞故事中的「正義」得以伸張，強調「公義」會得到最後的勝利。
丹蒂斯從一個天真會深信他人的小夥子，變成一位歷經痛苦淬礪、思考轉趨圓滑、深思熟慮的壯年人；不過，近蘇幕僚說，儘管丹蒂斯的內心充滿了報復的思緒，「但本性終究是善良的。」所以在復仇之前，還是先報答了他的恩人摩萊爾船長；且雖然基督山伯爵︵丹蒂斯︶復仇的手法有些過於殘忍，但最後仍替對方留下後路，「可見復仇並未矇蔽了他的良心。」整個故事以「等待並懷著希望」畫下完美句點。

正義得到伸張，值得蘇揆借鏡

「有所忍也有所圖。」親蘇幕僚笑說，蘇貞昌常常和他們聊到故事內容，「且都背得滾瓜爛熟。」不過該名人士接著澄清蘇並非喜歡故事裡的「復仇」，而是「正義最後得到了伸張。」除了內容情節吸引蘇貞昌，他也覺得自己的人格特質「和基督山伯爵相似」。蘇認為本身出身法律人，「嫉惡如仇、平反冤屈」的個性和沉冤雪恥的故事很能對味，並常說自己「性烈如火」，正符合了基督山伯爵的霸氣，「沒有霸氣怎麼復仇？」
其中最讓蘇貞昌讚許的還有丹蒂斯被陷害入獄、失去自由長達十九年之久，但照理講，那些怨氣在十九年的累積下，應足以造成一個人個性的扭曲和人格的負成長，但丹蒂斯依舊「明辨是非」，且在他得到億萬財富後，首要之事不是恣意揮霍，而是報答過去對他有恩的人。蘇貞昌認為，「一個重獲自由的人，他有千百個選擇，卻先行報恩，令人感到可佩。」且丹蒂斯的復仇等了十九年，如此的意志力和耐性，是讓蘇感到值得學習的地方。
蘇貞昌如基督山伯爵般地「有所忍也有所圖」，「等待，並懷抱著希望。」蘇雖不見得有仇要報，但在等什麼？又抱著什麼希望？大家心知肚明。

馬英九想學蔣經國的天威難測

欠缺相同的歷練，卻想做同樣的決策模式

從踏入仕途起，蔣經國的「決策風格」常是馬英九不自覺的模仿對象。據指出，馬英九做決策時，表面上是廣納各方意見，但對於不滿意的建議，有一套應對模式，且祇要向他獻策的策士一曝光，馬英九就會馬上將之排除在他的信任名單之外。

這一年多來，「劉銘傳」與「蔣渭水」一直是國民黨前主席馬英九最喜歡提及的兩位歷史人物。馬英九對他們的欣賞，帶有濃濃的政治意涵。
馬英九曾發表「連結台灣才有中國」論述，試圖淡化國民黨外來政權的色彩。還在舊國民黨中央黨部大樓外高掛莫那•魯道、羅福星等台灣先賢與烈士的相片外；表彰首任台灣巡撫劉銘傳，及有「台灣孫中山」稱譽的抗日先烈蔣渭水兩位先人更是不遺餘力。
劉銘傳的功績包括帶領台灣人民抗擊法國侵略者、策劃建立台灣省、開發建設台灣等。近馬人士說：「劉銘傳是使台灣走向現代化的第一人，奠定北台灣工業化的基礎。他們認為，台灣第一巡撫，「也和馬英九擔任市長時的角色類似。」「馬英九希望將來台北市民想到他在台北市的作為，也能如感念劉銘傳的貢獻一般。」
蔣渭水則是馬英九屢屢在公開場合中點名稱許的人物。蔣渭水是宜蘭人，在日本殖民統治時期創立了「台灣民眾黨」，採取非武裝革命的方式，與日本殖民政府對抗。馬英九認為他對台灣民主貢獻影響深遠，感佩他勇於反抗的精神，當時台北市府還為他發行紀錄片，馬英九也大力支持由宜蘭縣長呂國華發起的「為北宜高命名為蔣渭水高速公路」連署。

表面廣納意見，行事引起反彈

但劉銘傳與蔣渭水雖是馬英九公開講述、偏好的歷史人物，卻與他本人性格、領導風格不盡相似；親近人士反而認為前故總統蔣經國才是馬英九權力邏輯的學習對象。
從踏入仕途起，馬英九就是待在蔣經國身邊學習政事，蔣經國的「決策風格」常是馬英九不自覺的模仿對象。蔣經國一向不喜好自己的心思被部屬料中，偏好「天威難測」決策模式。如權傾一時的王昇，在他權力最高峰時，蔣經國不動聲色「從口袋中掏出人令」，就把王昇給外放了。另外，蔣經國聽部屬報告時，往往不多言，默默傾聽，沒有人知道蔣經國到底是在想些什麼？蔣經國的決策過程，永遠都是個謎。
據指出，馬英九做決策時，表面上是廣納各方意見，例如，其任市長一開始，往往會找許多相關學者來一同會商需要解決的議題，向他們討教意見，但愈到後來，甚至於連任後期，學者也不太找了。
且馬英九對於不滿意的建議，還有應對模式。據透露，「在其市長任內開會的時候，屬下報告的意見如果不順他意，就乾脆假瞇，似乎是在打瞌睡，又似乎是沒興趣，屬下若『不知進退』，繼續大放厥詞，馬英九會突然『醒』過來，當面否決。」
另外，是對於人事與行事的獨來獨往。前一陣子馬英九將人事大改組，無論是運作方式，還是人選的選擇，都引起不小的反彈。像是詹春柏在卸下秘書長一職前，完全狀況外，而近馬人士表示：「詹春柏當初在任秘書長之前，就對馬英九說過，他祇有一個要求，那就是希望將來要撤換他職務時，可以先行告知，讓他有心理準備。」但馬英九最後仍是沒有做到。

不信任人性格，旁人難以協助

而且，許多作為，往往是他自己或是親近的幾個幕僚達成共識後，就逕行而為，攪得大家手忙腳亂，或是在旁乾著急，卻完全插不上手。像是馬英九特別費案的處理，一開始誤判情勢，以為沒那麼嚴重，僅由市府方面做危機處理，讓許多立委和黨中央的人，想幫忙卻不知該從何協助，抱怨連連。
其他，還有不信任人的性格。祇要向馬英九獻策的策士一曝光，馬英九就會馬上將之排除在他的信任名單之外。這個被曝光的人士，將會有很長一段時間，不會再有參與馬英九決策的機

不會再有參與馬英九決策的機會。
祇不過，從上述看兩人的相似之處，馬英九和蔣經國卻有個截然不同之處。蔣經國曾在冰天雪地磨練過，一生經歷大風大浪，所累積的權謀和經驗，都不是無災無難到公卿的馬英九可以望其項背的。欠缺相同的歷練，卻想做同樣的「天威難測」決策模式，反而會招致有「東施效顰」之譏。